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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硕士佛经翻译研究

时间：06-07 编辑：桃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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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翻译发展史
古代部分：东汉桓帝到宋代：佛经翻译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5世纪，古印度；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大力弘扬佛法，派僧徒四处传教，此后，西域地区国家先后信封佛教；公元5和7世纪，大批中国僧侣西行求法求经，此时正值印度佛教的极盛时期。
释迦牟尼的名号梵文叫“Buddha”，音译“佛陀”、“浮屠”。
“佛”是“佛陀”（觉悟者）的略称，是梵语的译音，有时译作菩提，其义为觉，意即自觉，觉人与觉行圆满也。“释迦牟尼”亦为梵语译音，其意为能仁，意即他德全道备，能济万物也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创始人为印度的释珈牟尼。佛教史学家一般认为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
大乘。意为“大道”。其主要特点是崇拜偶像，宣扬神异，主张自度和兼度他人，认为只要信仰虔诚并坚持苦修，则人人都可成佛。在哲学上，主张“法我皆空”，即主观的真实性与客观的真实性俱不存在。其经典主要为般苦系经典，后来的《妙法莲花经》、《维摩经》、《华严经》、《无量寿经》都被视为大乘派的著作。小乘，大乘教派信徒对原先的佛教教派的贬称。所谓的小乘，其特征是基本保持释独牟尼的遗训，主张着重进行伦理的教诲，不主张偶像崇拜，认为普通人通过修行可以“涅磐”，但不能人人成佛，在哲学上主张“我空法有”，否定事物的主观真实性，其教义的主要点是精神不灭、轮回转世、因果报应，因而主张广为布施，救济众生，不重今世重来世，人的一生都要为来世的幸福而积德。
“浮屠”：是梵文的译音，中文称为“塔”。塔或五级，或七级，或九级，或十三级不等，为储藏经典之用
神秀做的是：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是慧能大师的偈子，表现出他对佛角教义更深的领悟。佛教典故：神秀和慧能原本在同一个寺中修行，后来方丈要选择接替他的人，就把这两个人叫来，让他们各作一首偈子（就是佛教里的诗）。
佛经翻译是我国翻译史上光辉的一页。自汉代以来，翻译工作不仅是促进我国语文发展的因素之一，而且对于我国语文的变革也有一定的影响。从翻译时间之长和翻译作品之多来说，是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
我国的佛经翻译始于魏汉,盛于隋唐,延至宋元,千余年中译人众多大师辈出。道安主张直译,鸠摩罗什坚持意译,而慧远则提倡折中。唐玄藏的“新译”法则被梁启超称誉为“意译直译,圆满调和”的典范。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在中国发展，最终形成中国佛教，大致经历译经、形成学派、创立宗派三阶段。印度佛教在中国最初的传播，是与译经相联系的，最早的一批译经者，不是中国本土人士，而是西域来华僧人。
安世高--小乘佛经的首译者

安世高（东汉）：西域安息人，太子，博学多识，笃信佛教，弃王位而向佛，游化西域，后旅居中国，通晓汉语，注重修行，译经20多年，多是直译。“义理明晰，辩而不华”，《明度五十校计经》，开后世禅学之源。
支谦—《法句经序》
支谦（三国）：月支人，博览经籍，莫不谙究。世间伎艺，多所综习。遍学异书，通六国语。孙权时（二二二―二五二）拜为博士，辅导太子孙亮。谦以经多梵文，集众本译为汉文行于世。约三十年间，译经八十八部、一百一十八卷。其翻译以大乘“般若性空”为重点。反对译文尚质，主张“曲得圣义，辞旨文雅”，首创“会译”，译文加注也始于他，《法句经序》是中国首篇重要译论。
鸠摩罗什—最著名的佛经翻译大师

鸠摩罗什（六朝），印度人，我国著名佛教学者、佛经翻译家。出家后，通晓大乘经论，后到了中国长安，前后所译的经论，有380多卷。鸠摩罗什倾向于意译，“其文约而诣（畅达），其旨婉而彰”，提出了表现原作文体风格问题，促进了六朝佛学繁荣和隋唐佛教诸宗形成。
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

释道安（晋代）：著名佛教学者，讲授《般若经》。他不懂梵文，通过同本异译比较研究翻译。他貌丑心慧，“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后，对佛经进行注释，凡二十二卷。利于佛教的广泛传播，为后世佛经注释作出范例。还总结出翻译的“五失本，三不易”学说，具有翻译本体论意义。
彦琮—“十条八备说”
彦琮：（隋朝）历事北齐、北周和隋三个朝代,被誉为“翻经大德”。自幼聪慧过人，勤奋好学，博闻强记，过目不忘。少年时才思敏捷，文笔清新，能洞察幽微。十四岁受北齐重臣联名邀请为北齐的建立讲大智论。隋炀帝召彦琮入宫谈论佛法，在洛阳上林苑设立翻经馆，让彦琮在那里主持翻译。用汉文翻出的经书，有二千二百多卷。勘定了书写佛经总集的标准，对后世经典具有很大影响。当时，有一个印度僧人来谒见隋文帝，回国时，请求带回隋国《舍利瑞图经》和《国家详瑞录》，彦琮倾一人之力，独自将他们翻译为梵文，后在西域诸国流传很广。彦琮还著有《天竺记》、《西域传》、《大隋西国传》等著作。彦琮的著作和译文，繁荣了东西方佛教界，促进了东西方佛教界的交流，尤其是在西南诸国传播了中国的文明和文化，为沟通中外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玄奘—伟大的翻译家

唐玄奘（唐朝）又名三藏，发现经文有大量的漏洞，想去印度取经，翻译完整的没有错误的佛经。于是拿着钵盂就出发了，从甘肃沿着丝途之路往西走，经过重重边关，几生几死，穿过沙漠往东走。玄奘法师在艰难困苦中跋涉一年,在公元629年到印度, 开始梵文的学习和佛法的研究，在印度学习13年，成为印度佛界大禅法师，开坛讲经。取回的经卷707卷，中途遇险丢失50卷,经卷的丢失成了唐玄藏一生的遗憾。回国后，唐玄藏在慈恩寺用19年的时间译出75部佛经,1300余卷，这些佛经为中国佛学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玄奘、鸠摩罗什、真谛最被誉为我国三大佛经翻译家。
唐玄藏翻译佛经的时候的几个不译原则就包括“咒语不译”。因为这些咒语原来可能都是向神佛祈祷的原句，大约他认为佛是听不懂汉语的，所以就没有意译，只用音译。玄奘精晓梵语，深通佛理，汉文水平又高，能够运用文字融化原文义理，非常熟练地运用各种翻译技巧，达到形式和内容的高度统一，所以他的译文质量很高。被誉为有史以来中国翻译家中的第一人。
唐玄藏翻译佛经的时候的几个不译原则就是包括“咒语不译”。因为这些咒语原来可能都是向神佛祈祷的原句，大约他认为佛是听不懂汉语的，所以就没有意译，只用音译
盛唐遗迹大雁塔
词.[如梦令].大雁塔
大唐高僧西行
玄奘磨难徒僧
神卷六百册
千山万水寒风
寒风，寒风
雨餐雪宿兼程
回归宝塔说经
播撒文化西东
著书传四海
一代交流巨星
巨星，巨星
恩泽九州众生
大雁塔是俗称,学名叫大慈恩寺。慈恩寺第一任主持即是从印度取经回来的唐玄奘法师，曾在这里主持寺务，领管佛经译场，创立佛教宗派，对盛唐文化贡献巨大。
近现代部分：鸦片战争到五四：文学翻译
严复—译事三难“信、达、雅”

严复是维新派中最著名的翻译家，深受桐城派文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伦的赏识。中国近代翻译从严复开始立一极，他被尊为中国近代翻译理论和实践的第一人。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曾说，“译才并世数严林”，“严林”即严复和林纾。在理论方面，他的最大成就是尽人皆知的译事三难“信、达、雅”，这三字简直成了中国翻译理论史上言开必谈的金科玉律。他翻译宗旨是“开民智”，改变内忧外患的中国现状，介绍近世西方人物社会科学名著。主要译作：《天演论•》,《原富》(A. Smith, Inquire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群己权界论》（John Mill, On Liberty）等。他创造了“换例译法”，还创立了以原文翻译为主，带有阐发评议、文字注释，前有导言、后有原作者传记，这样一个文备众体，相得益彰的译介体系。
严复的翻译观主要体现在《〈天演论〉译例言》中：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义。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
……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计较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背原文。题曰达旨，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
—《〈天演论〉译例言》（陈福康，2000）
“信、达、雅”三字理论虽然只有寥寥数百字，却在中国翻译界掀起了波澜。一百多年来，推崇、否定、怀疑、修正、创新，各家之言，竞相评判，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翻译理论的发展。梁启超、郁达夫、贺鳞、曾虚白、鲁迅等人都对严复的理论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们主要结合严复的翻译实践来认识“信、达、雅”。梁启超说：“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陈福康，2000）
二十世纪后期，开始了新一轮的严复研究热潮。今人多从翻译标准角度理解严复的理论，很多人对它作过注解，一些人还试图修订它。美籍华人学者赵元任在1969年第29期《哈佛亚洲研究》上用中文发表了《论翻译中信、达、雅的信的幅度》。该文强调“信是翻译的基本条件”，提出信的三个主要幅度：“意义跟功用上的幅度”、“直译与意译的幅度”和“见次频率”（陈福康，2000）。他实际上把信、达、雅三方面归结为一条：信。刘重德1979年在《试论翻译的原则》一文中提出了“信、达、切”三字：“信—信于内容；达—达如其分；切—切合风格”（刘重德，1979）。这是典型的翻译标准论。马祖毅的解释是“信是忠实，达是通顺，译文首先是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其次要求通顺，使读者能看得懂。“雅”若就其本义来说，就是用全国通行的规范化的语言来翻译。”（马祖毅，2001）这里“达”和“雅”被狭义理解了。
总体来看，赞成肯定的态度占主流，从而奠定了严复翻译理论在中国翻译历史上的地位。
林纾

林纾是近代文学家,翻译家，画家。字琴南，号畏庐。著有《畏庐文集》，《畏庐诗存》等。在近代文化史上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最多、最集中地介绍了西方文学作品。王寿昌口译，林纾笔述，合译了法国大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成功开启林译事业的大门。严复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在杭州创办《译林》月刊，主张译者与原作者或作品中人物心灵交流。合作翻译了180余部西洋小说。重要译作：英国作家狄更斯著的《大卫•科波菲尔德》、英国哈葛德的《天女离魂记》，俄国托尔斯泰著的《恨缕情丝》，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法国森彼得的《离恨天》，英国司哥特著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笛符著的《鲁滨逊漂流记》、美国作家哈里特•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孝女耐儿传》，《雾中人》等。
林语堂

林语堂，现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1912年林语堂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在香港逝世。
语录：
两脚踏东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我的话》
  彻悟与痛苦
  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吾国吾民》
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一夕话》
作品：
1930：Letters of a Chinese Amazon and Wartime Essays（林语堂时事述译汇刊）上海开明书店
1931：Reading in Modern Journalistic Prose（现代新闻散文选）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语言学论丛上海开明书店
1935：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Inc., (A John Day Book)
1937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艺术） Reynal & Hitchcoca, Inc., (A John Day Book)
1939：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40：Leaf in the Storm（风声鹤唳）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当代部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西理论交融
傅雷—重“神似、不重形似”

文学翻译家，上海人，当代的翻译专业户，译作丰富,行文流畅,文笔传神,翻译态度严谨。提出“翻译似临摹画”说。1927年冬离沪赴法，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同时专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留学期间游历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1931年秋回国后，即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工作，译作丰富，行文流畅，文笔传神，翻译态度严谨。“文化大革命”期间，因受政治迫害，夫妇二人于1966年9月含冤而死。傅雷翻译的作品，共30余种，主要为法国文学作品。其中
巴尔扎克有《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
伏尔泰：《老实人》《天真汉》《如此世界》《查第格》。梅里美2种：《嘉尔曼》《高龙巴》
丹纳的《艺术哲学》，英国罗素的《幸福之路》和牛顿的《英国绘画》等书。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他的全部译作，现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从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现已出齐。傅雷写给长子傅聪的家书，辑录为《傅雷家书》（1981），整理出版后，也为读者所注目。
他的翻译理论归为一序一文：
《致林以亮论翻译书》（1951，发表于《翻译论集》香港三联书店，1981年版）
《高老头》重译本序（1951，09）。
钱钟书——翻译“化境”说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十九岁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录取。1935年，与杨绛完婚，然后同赴英伦留学。后随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
钱先生给予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一是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二是以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发展和深化中国学研究。三是以一种现代意识统领文学创作。
1937 《十七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毕业论文）
1941 《写在人生边上》（散文集，开明书店1941年12月出版）
1945 《猫》（《文艺复兴》1月10日）；《人•兽•鬼》（著名短篇小说集）（开明书店6月出版）
1947 《围城》（著名长篇小说集）（晨光出版公司5月出版）
1948 《谈艺录》（开明书店1949年6月初版）
1958 《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8月出版）
1978 《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明报月刊》7月）
1979 《旧文四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9月出版）；《管锥编》（中华书局8月初版）
1980 《诗可以怨》（《文学评论》1981年1期）
1981 《管锥编》、《管锥编增订》（中华书局1982年9月出版）
1984 《也是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3月出版）；《谈艺录》（补订本）（中华书局9月第1版）
1985 《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2月出版）
1988 《模糊的铜镜》（《随笔》1988年第5期）
1995 《槐聚诗存》（三联书店3月出版）
1996 《石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月出版
钱锺书论“化境”
                                                                                                                  作者：钱锺书
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诂，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囮，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囮’，读若‘譌’。”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禽鸟”所施的引“诱”，“譌”、“讹”、“化”和“囮”’是同一个字[1]。“译”、“诱”、“媒”、“讹”、“化”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nifold meaning)，把翻译能起的作用、难于避免的毛病、所向往的最高境界，仿佛一一透示出来了。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有人赞美这种造诣的翻译，比为原作的“投胎转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2]。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象经过翻译似的[3]。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4]，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那就是“讹”，西洋谚语所谓“翻译者即反逆者”(Traduttore traditore)。中国古人也说翻译的“翻”等于把绣花纺织品的正面翻过去的“翻”，展开了它的反面。释赞宁《高僧传三集》卷三《译经篇•论》：“翻也者，如翻锦绮，背面俱花’但其花有左右不同耳”，这个比喻使我们想起堂•吉诃德说阅读译本就象从反面来看花毯(es como quien mira los tapices flamencos por el reves)[5]。“媒”和“诱”当然说明了翻译在文化交流里所起的作用。它是个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了“文学因缘”[6]。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于是“媒”或“诱”产生了新的意义。翻译本来是要省人家的事，免得他们去学外文、读原作的，却一变而为导诱一些人去学外文、读原作。它挑动了有些人的好奇心，惹得他们对原作无限向往，仿佛让他们尝到一点儿味道，引起了胃口，可是没有解馋过瘾。他们总觉得读翻译象隔雾赏花，不比读原作那么情景真切。歌德就有过这种看法，他很不礼貌地比翻译家为下流的职业媒人(Uebelsetzer sind als geschaftige Kuppler anzusehen)——中国旧名“牵马”，因为他们把原作半露半遮，使读者想象它不知多少美丽，抬高了它的声价[7]。要证实那个想象，要揭去那层遮遮掩掩的面纱，以求看得仔细、看个着实，就得设法去读原作。这样说来，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到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勇于自信的翻译家也许认为读了他的译本就无需再读原作，但是一般人能够欣赏货真价实的原作以后，常常薄情地抛弃了翻译家辛勤制造的代用品。倒是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效力。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品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就连原作也不想看了。这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灭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法国十七世纪德•马露尔神父(Abbe de Marolles)的翻译就是一个经典的例证，他所译古罗马诗人《马夏尔的讽刺小诗集》(Epigerams of Martial)被时人称为《讽刺马夏尔的小诗集》(Epigerams of against Martial)[8]。许多人都能从自己的阅读经验里找出补充的例子。
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9]。他对若干读者也一定有过歌德所说的“媒”的影响，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等，都觉得沉闷乏味[10]。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欧文、司各特、迭更司的作品津津不厌地阅览。假如我当时学习英文有什么自己意识到的动机，其中之一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读遍哈葛德以及旁人的探险小说。四十年前[11]，在我故乡那个县城里，小孩子既无野兽电影可看，又无动物园可逛，只能见到“走江湖”的人耍猴儿把戏或者牵一头疥骆驼卖药。后来孩子们看野兽片、逛动物园所获得的娱乐，我只能向冒险小说里去追寻。因为翻来覆去地阅读，我也渐渐对林译发生疑问。我清楚记得这个例子。哈葛德《三千年艳尸记》第五章结尾刻意描写鳄鱼和狮子的搏斗，对小孩子说来，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紧张得使他眼瞪口开、气也不敢透的。

2. Translation History in the West
2. 1. British Translation Theory
2. 1. 1 Translation Theory in Ancient England
Beginning：From Alfred to the Renaissance of Literature and Arts
Translation seems as if you open a window to let sunlight in .
English translation began from late 7th century and early 8th century.
King Alfred 阿尔弗列德(849-899)
As well as having done lots of translation himself, he built the temple, the academic research center to translate works from Latin into English. According to him, a translator should be free enough in translating.
Geoffrey Chaucer (1340-1400)
Troilus and Criseyde: from Picasso’s薄加丘《菲洛斯特拉托》
Legend of Good Women
All works of 波伊提乌
He introduced some new literature style: ballade（歌谣）, romance（爱情传奇）, fabliau (韵文故事)
In middle centuries, they mainly translate works of Religion and legend.
Chaucer’s translation has brought bright and broad future for English translation. His translation helped to accept English as literature language and constituted much to the progress of English literature.
A Period of Great Prosperity in Translation: From Middle 16th to Early 17th Century
Translation and literature creation had enhanced English national confidence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Philemon Holland 菲尔蒙•荷兰德(1552-1637)
Translator General in Elisabeth Time
Romane Historie  Natural Historie《博物学》 Moralia《道德论说文集》
The Historie of The Twelve Caesars 《十二恺撒传》
Translation must have obvious purpose: to serve the real life and to satisfy people and future. He also laid stress on the style of translation: natural and colloquial
George Chapman 查普曼(1559-1634)
《伊里亚特》（in sonnet）和《奥德赛》（in英雄偶句诗）“文学杰作”
He made great success in translation because of his extraordinary creative ability in writing and using languages.
“非凡的创作才能和驾驭语言的高超能力”
He argued that a translator should express and decorate his translation in word, style and form most suitabl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主张用“最适合译作语言的词法和表达风格、形式来表现和装点译文”
William Tyndale 廷代尔(1484-1536)
Famous religion reformer and bible translator
Translation of Bible from Greece into English Father’s of Bibl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He combined academy, literature and conciseness in his translation. His words are easy, simple and imaginable. 词语明白晓畅，富于想象。
文艺复兴时期是英国翻译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除了宗教和传记文学外，历史作品，古代哲学家、伦理学家的理论，古希腊、罗马的戏剧作品，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作品都大量地被翻译、介绍到英国。
总的来说，当时的翻译家主张准确地翻译宗教和哲学作品，而对于文学和消遣性作品的翻译，其主流仍然是过于自由的意译，并不受翻译理论和原则的约束。
After the Renaissance
In 1611, Authorized Version was published, which was an important event in English translation history. Its language is simple, elegant and easy to understand.
语言通俗、纯朴、优美，对其后英国宗教、文化和语言文学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John Dryden 德莱顿(1631-1700)
He was a poet, translator and translation theorist.
他提出了全面系统的翻译观：
1）翻译是艺术，译者敏锐的艺术鉴赏力和丰富的表现力
2）考虑译文读者和对象
3）译者是原作者的奴隶，“只能在别人庄园劳动，给葡萄追肥整枝，酿出的美酒是别人的。”
4）三分法：逐字翻译（metaphrase）意译(paraphrase) 拟作(imitation)
认为逐字翻译“戴着脚镣跳舞”，拟作近似创造，因此主张重意义、轻语言形式的意译。突破了传统二分法（直译、意译）局限，深远的启示意义，他翻译实践和理论被誉为17世纪英国翻译的顶峰。
Ear of Rosecommon 罗斯康门(1633-1685)
A poet and translator
最杰出的贡献：翻译原则研究
1）诗歌译者必须是诗人, 具备所译诗人类似的禀赋。
seek a poet who your ways does bend
2）译者与作者建立共生关系，神秘、愉悦的一体关系。至今得到一些翻译理论家，如巴斯奈特高度重视。
symbiosis: a mystical orgasmic relation
3）译者必须忠实于原作，意思准确、风格相当，表达流畅。
17世纪《圣经钦定本》出版，《堂吉诃德》、《巨人传》、《伊尼特》的译介，罗斯康门和德莱顿翻译理论的问世都标志着英国翻译在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继续朝着更加深入、更加广泛的方向发展。
Alexander Pope 亚历山大•蒲伯(1688-1744)
H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classic poet and the most famous translator of Home’s epics.
《伊里亚特》和《奥德赛》(用双韵史诗体)，逼真地再现了原作的古风和质朴，被读者奉为“standard English version”
George Campbell 乔治• 坎贝尔(1719-1796)
苏格兰人，A Translation of the Four Gospels with Notes《四福音书的翻译与译注》导言    choose words in context, combine technique and purpose
“避免字当句对的翻译，尽可能传达原文精神”
翻译三原则：
1）准确再现原作意思
2）符合译作语言特征前提下，尽可能移植原作者的精神和风格。
3）译作向原作一样自然流畅
他的翻译观是英国译论史上里程碑，意义深远。
Alexander Tytler 亚历山大•泰特勒(1744-1814)
历史学教授，酷爱文学和翻译。《论翻译的原则》
In his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I would therefore describe a good translation to be: That, in which the merit of the original work is so completely transfused into another language, as to be distinctly apprehended, and as strongly felt, by a native of the country to which that language belongs, as it is by those who speak the language of the original work.
优秀的译作：尽可能地再现原作优点，使得译作读者能像原作读者那样领略和感受原作品魅力。
Three General Rules of Translation:
First General Rule: A translation should give a complete transcript of the ideas of the original work.  完整再现原作思想
Second General Rule: The style and manner of writing in a translation should be of the same character with that of the original.
风格手法与原作同样特征
Third General Rule: A translation should have all the ease of original composition.
同样流畅自然
   泰特勒的三原则后来成为许多翻译家遵循的信条，并对19-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产生了及其深远影响。
   在18世纪英国翻译理论上真正有所突破的首推坎贝尔和泰特勒。19世纪最有影响的是纽曼（Newman, 1805-1897）和阿诺德（Arnold, 1822-1888）之间围绕荷马史诗翻译所展开的论争：
2. 1. 2  Modern Translation Theory
二战结束为界线，分为两个阶段：
20世纪上半叶译论没有大突破，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翻译研究方法上，奈达说，属于语文学的翻译方法，主要集中在文学作品翻译，注意力多集中在作家、历史背景、语义结构、修辞手法、作品文学性、直译或意译等问题。
翻译实践引人注目，英国翻译家开始积极地翻译北欧和东方的文学经典，涌现出很多非常优秀的翻译家。
Arthur Waley阿瑟•韦利 (1889-1966)
翻译家、作家、诗人
选译了大量唐诗，节译了《西游记》，文笔优美、清新。
在东方文化方面所作的译介工作在英国翻译史上享有重要地位。
唐诗翻译中，坚持准确地再现原作精神，不受英诗格律束缚；
主张译诗必须通顺、流畅、给人“自然而优美的感受”